我们的大学怎么了?
发布时间:2012-10-26 浏览次数:

 

若隐
    有人说中国大学失去了尊严,有人说中国没有真正的大学。但我们似乎能看到,中国的大学就像是一座颓圮的象牙塔,昏黄如老烟民牙齿,破败如上世纪危楼,面临坍圮的边缘。我们的大学究竟怎么了?——导语
  教师怎么了
  古语有云: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老师被我们称为灵魂工程师、太阳底下最光荣的职业。教师这个身份所承载的智慧、高尚一直都是一种耀眼的光环,教师是学生当之无愧的精神向导和人生引路者。但纵观现如今的大学,教师丑闻四起、学术造假、权学交易、学术专制、金钱至上、唯利是图,一直作为全国高校教学风向标的北大,这几年曝出的丑闻倒是一件接着一件,北大“保送门”事件;北大医院医死医学教授;大师季羡林故居被盗事件;某院长奸淫服务生的疑云……所谓“北大没有小事”,的确,当年轰轰烈烈的改革,如今看来,也收效甚微。知识分子对于权力的依附,对于献媚的热衷,以及对于自身道德标准的无视,都在给这个群体蒙羞。这个教授被叫做“叫兽”的时代,我们在娱乐的同时亦应该发现,20世纪末没落的知识分子,正是因为对于权力的极力附庸,自愿沦为工具,他们的脊梁骨折断地干净利落,才导致整个群体的堕落,历史总是在不断重蹈覆辙。
  纵观行行色色的教授们,精英化程度不及当年,争名逐利的能力倒是令人望尘莫及。试问能够潜心下来做学问的又能有多少呢?许多既没有大师的风范,更没有学者的儒雅,粗俗浅薄者如孔和尚(自称北大的马克吐温,看来他不仅仅侮辱了北大,还侮辱了马克吐温),假途伐虢者如杨永信,他们的唯一共同点便是,都懂得投机地炒作自己。奇谈怪论,荒诞不羁,把人雷得里焦外嫩。不明事实的人轻易被其头戴的“光环”所蛊惑,崇拜得一塌糊涂。或许就如梭罗想要说的,时间并没有让我们更接近大师们的高度,反而只能是留下更多的仰望罢了。
  前几日的一则奇闻,兰州大学一学生仅仅因为在马克思课上发表了对于毛泽东的不同看法而当场被赶出教室,感叹天下之事无奇不有,但我们在一笑之后应该怀着沉重的心情去反思,究竟教师这个身份是高尚的灵魂工程师?还是霸道的文化太监?是不是背的滚瓜烂熟的师德向来只存在于课本中?教师能够教会给学生的、能够影响学生的,必定是其高尚的人格力量,而不是刻意去压制不同的思想。纪伯伦:“走在圣殿的阴影下,行在其追随者中的教师,传递的不是他的智慧,而是他的信念与爱。”
  教师为师不仁,破坏的是整个群体的形象。肆意玩味灵魂工程师的身份,道德底线一降再降,丝毫不顾及恶劣影响,当今的时代师德的泯灭是个十分严峻的问题。当然也有人说学校里面独善其身的教师其实还是存在的,但我们需要面对的是整体道德水准降低这一不争的事实,老鼠粪多了,再好的粥也会发臭。“上我的课必须要ipad”、“40岁没有赚到4000W不要来见我”,甚至中小学教师也能粗暴地用绿领巾、蓝印章给学生划分三六九等,教师会善待懂得“送礼”的家长的孩子,而对“寒酸”的孩子不屑一顾,这在许多幼儿园屡见不鲜。华科大校长李培根说:我们不能总是去仰望道德楷模,而应该更多地去俯察我们的道德底线。兴许我们可以在课本中仰望逝去但精神永垂不朽的那些先辈们,但我们应该明白,当今的风气已远不比过去,教师的道德问题也就是社会的道德问题,学校既然承担起了为社会输送精英的责任,对于教师就更应该严格要求。教师需要监督,但同时一个公平自由的监督制度也是需要的,如果监督教师能够成为社会的责任,成为每个人的一种义务,得到舆论的支持,或许情况会比今天要好得多。
  继续拿刚刚那个事件来说,学生“因言获罪”,教师思想的狭隘性暴露无遗,这让笔者想到司马南演讲被扔鞋事件。学生和教师站在不平等的阶层对话,本就是违背。一对话就显示自己是权威,自己不容置疑,给对话的另一方造成心理压力,能平等吗?激化出矛盾是必然的。另一事件中,海南大学讲座扔鞋同学:“今天我与你的言论权利是不平等的,你讲完能住大宾馆,我要是反驳了却要进小黑屋”。如果对话的两方一开始就不能站在平等的地位来探讨真理,其对话的本身就是不公平的。另外,作为一个学生,教师所言我们究竟应不应该随时保留一分质疑?所谓质疑是求得真理的必然过程,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就曾经在开学典礼上提倡学生要有质疑精神。很难想象,一个丝毫容不下异见的课堂,和一个大搞个人崇拜的老师,影射的是现今教育怎样的畸形。但笔者相信,具有独立人格和思想的人远不会因此而苟且于愚昧之下,大学是思想觉醒之殿堂,精神自由翱翔之广场,我们仅仅需要更多的人站起来,让虚伪的“权威”明白,“小黑屋”可以关住躯体,却关不住自由的思想和灵魂,学者摩罗所言:卑琐的无法理解伟大的,而且伟大的灵魂永远是唯一的。
  过去被人津津乐道的老北大往事,中学文凭曾经落榜的梁漱溟以及慧眼识人对其重用的蔡元培,是多少温情的一段佳话。蔡元培先生高尚的人格力量,现如今有多少大学校长都够与之相提并论?可面对现如今越来越教条化的大学,也许高文凭、海归才是一切。回望历史,或许梁漱溟与老北大的故事仅仅是个神话,现代的大学,宁愿要一高等文凭之庸才也不会重用低级文凭之智者,后人也只能留下对于蔡元培时代的仰望,哭学术的权力化,哭奇葩叫兽的横行,哭真理的遮蔽,哭大学沦为魑魅魍魉聚集之地。
  教育怎么了

  教育制度的弊病是最近几年被谈论的最多的一个话题,我们可以看到,上大学之前,首先开始培养得分机器,灌注洗脑思想,雕铸麻木的灵魂。然后等学生终于走到了高考这一步,再告诉你什么是异地高考,告诉你什么是本地择优,什么是地理歧视,正因为如此,北京等地的户口才变得比金子还要珍贵。北京大学,更是有幸得一小伙赠送的牌匾“北京人大学”,看着新闻的我们,也只能皮笑肉不笑地观望我们畸形的教育境况,或许有的人已经彻底远离了,但后辈们怎么办?对于这个问题,北大校长许智宏回答说“我每年都讲,教育的公平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公平。”莫非这就是我们需要的答案吗?呵,真乃滑稽的托辞。是不是没有绝对的公平,我们就不需要公平?是不是人人平等,但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加平等?换言之,既然不公平是不可避免,是不是就要容忍?“存在即合理”的这类说辞不过可耻地混淆视听罢了。玩味文字游戏,实在不是一个所谓校长该有的风范。
  或许经历过高考的荆棘路,许多人都认为到了天堂,从此便可高枕无忧、游戏人生。高中老师经常会说:现在苦点,到了大学,你们便彻底的自由了,想干什么干什么。以此来鼓励那些徘徊在崩溃边缘的学生。于是大学老师只能诉苦,正是因为太多的变相激励,使得大学充斥着享乐之风,破坏了大学的教学理念。其实我们更多的应该从这里面看到当代教育的一些本质:推卸责任。高中推给大学,大学再推给高中,一个巨大的恶性循环。之所以形成这样一个恶性循环,就是因为教育没有把培养学生的文化素质和人格力量放在第一位,而是一些实用主义的灌输,中国的教育从来没有把培养一个心智健全、人格完整的人当做主旨,有的只是势利、麻木和服从。所以,中国各个阶段的教育都是断层的,根本没有形成一个整体,或者说没有一个教育连贯的意识。高中一教完,把烂摊子扔给大学来收拾,大学一教完,扔给社会。整个教育过程其实就是一个推卸责任的过程。
  大学虽然是自由的殿堂,但无可否认当代大学的教育极少重视这一点。下到课程的自由,上到思想的自由,很难说能够达到民国时期的辉煌。课堂上教师仅仅作为教书匠的身份,机械地授课,单方面地讲授或许能增加学生的知识储量,但并不能培养其独立思考的能力,换句话说,许多老师抱着你来上课了就一定能学到东西就一定会对你有好处的逻辑,其实仅仅是一厢情愿,我们很容易就能想到,是培养一知识容器更有价值还是培养具备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更有价值?“学到东西”这一概念不应该仅仅从获得多少知识来衡量,个人人生观、价值观不同,怎能判断个人的知识对于他人(何况还是学生这个巨大的群体)来说是有价值的呢?至多能说,取其长而补其短。教师的身份更应该是新思想的传播者,而不是旧知识的灌输者。孔子也说过:“学而不思则罔”,思考的能力远胜于获得知识的多寡。现在很多大学课堂上,教师还塑造了一种“师权至上”,权威不容反驳,不然就请你走出教师,当然这只是偏激的个例。但我们应该清楚我们需要怎样的课堂,教师权威的树立,不利于对真理的讨论,也有悖于大学精神。我们需要更加平等的对话环境,这样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才不至于剑拔弩张,才能真正做到“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学者姚国华回忆自己曾经在兰州大学的时候,一周仅仅需要上二十个学时课程,还有一天完全不安排课程,给学生更多的自由和时间,而现在的大学,有些动辄一周超过四十个学时,包括周末也被满满的课表霸占,教师无节制点名,甚至是一些公选课,这似乎又回到了高中时期?中国的教育改革指望学习某些西方大学,空出更多的无课时间来,同时增加公选课和基础课程的比例,可以给学生更多自学的时间,但目前看来,改革似乎一直在走退路,越改越乱。
  蔡元培曾经说:“职业教育好比房屋,普通教育好比地基,倘若等到高屋建成,才发现地基不稳,就来不及了。”蔡元培崇尚五育并举,认为其是“养成健全之人格所必需”,教育不仅仅是为了教会学生实用主义,还应该培养他们养成健全的人格。或许高度专业化的人才能够更快适应社会的需求,但只有全面发展的人才才能在社会的浪潮中待得持久,比起前者更加有后期的潜力。蔡元培曾经得到过杜威的高度评价,被称为“能领导大学对民族、对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唯一大学校长,虽然我们不能因此而神化他,但至少,应该从他对于老北大的改造中汲取一些可取之处,大学教育改革的方向,应该从这里入手,改培养专业人才为培养人格健全、综合文化素质高的人才。

  大学教育的失败还体现在一些其他的方面,看看我们如今的大学竞争,教育部出台的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评估,弄虚作假之风盛行,糊弄人的数字多了只会造成一种视觉污染,数据垃圾。就像高中时填的教师评价,班主任会跟你说不要填的太“过分”,其结果就是,责任心、讲课能力、对待作业的态度,不是优便是良,这样的评价有任何实际意义吗?为了达到这种毫无意义的标准,高校不惜弄虚作假,献媚取宠,不仅仅弄丢了各自的校园文化,更是弄丢了大学的尊严和精神。每个大学的好与坏,一张纸都写得明明白白了,管你多有特色,都要屈从于麻木的数字之下。文化不见了,精神不见了,传承不见了,剩下的都是优或者良,抑或是一些不痛不痒的排名数字,这就是我们的教育希望看到的结果吗?没有把更多的心思放在教育上,反倒是本末倒置,大搞竞赛,维持着一种虚假空洞的繁荣,如同被挖空了的雷公塔。
  西方的近现代文明起源于教堂和大学,在民国时期,这里孕育了巨大的思想启蒙运动。大学在现代化文明的进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是孕育思想、新文化的地方。学者姚国华总结:大学是酝酿、培养现代文明所必需的摇篮,也是陶冶现代人格、普及科学理性的“象牙塔”。大学所承担的社会责任,由此可见一斑。民国时期的大学校长能直接与国家领导人对话,而现在,校长却变成附庸于行政体系的一介官员,实属教育之堕落,国家之悲哀。校长的地位下降,大学教育的倒退,也是当今“象牙塔”之所以昏黄破败的缘由。笔者认为,之所以有人说当今没有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当然不是指当今的大学一定要彻底变回到民国时期,而是指大学精神内涵的缺失,大学没有起到指引时代的作用。这是教育之弊病,也是民族之弊病,一场由内到外的教育之改革,十分必要。

  大学精神怎么了
  学者姚国华说:中国20世纪所有的悲哀,都在于平常时期几乎没有真正的大学,只有人才培训机构,只有培养工具的地方,只有培养听话的螺丝钉的地方。也有人说:商行、卡拉OK和超市乃至歌舞厅,大学一概不缺,惟独缺乏自己的理念。或许应该引起我们的反思,究竟什么是大学精神?
  有学者归纳:中国大学精神的源头是以中国固有文化中的“士志于道”、“明道济世”为根本,吸纳包括古希腊哲学、中世纪大学理念在内的人类多种文化的共同体。也有人说大学精神的内核是一种不媚俗的精神,既是潜心向学的纯粹的学术精神,又是引领社会,敢于不随波逐流的正确的批判精神。不管人们对其内容有怎样延伸的理解,大学精神的精髓依旧在于其生命力的旺盛以及对后世留下的深远影响。大学精神,应该是帮助万千学子塑造灵魂的模具。那么在现今大学几乎普遍缺失文化根基的境况下,对于文化的认同感以及应该具备的历史感几乎无从说起,能学会沿用西方大学的制度,却不能取其长而补己之短,当下的大学变成四不像。新建的教学楼替代了历史遗迹,大学城星云棋布,却千篇一律,或许大学已经演变成了一种量产的教学机构,而学生也不需要什么文化认同感了,历史留给他们的或许仅仅剩下了时代的符号和泡沫。文化积淀被渐渐忽视,一些不痛不痒的排名和评比却占据了大学精神的主旨,比起疯狂的无聊竞争,不如多投入教育经费。每个高校几乎都有校训,但有多少学校拥有独特的文化积淀?有多少学校秉承着独特的精神?有人说北大的学生热情、外向,清华的学子严谨、低调。一个学校独特的文化底蕴和精神内涵能够影响到身在其中的学子们,这点是毋庸置疑的,但关键在于,有多少学校在岁月的浪潮中依旧传承着自己的精神呢?
  这里还有个不可忽视的现象。那便是高校扩招、大学合并。这样做,人数的确是上来了,办学实力却依旧徘徊在原地,面临高校的沼泽化,不知道我们可否还能以这种可耻的繁荣为荣?大学合并的同时,也是圈地、改名的时候,戴着“学院”土帽的高校,谁不想摘掉这个难看的帽子?另外,若是有幸蹭上个名牌大学,挂个名也是好的啊。而稍微有点名气的大学,为了做大做强,配的上“世界一流”学校的档次,就拼命拉拢周边院校,多几个院士、学科也是好的啊。各取所需,何乐而不为?于是就出现了“大学”泛滥的场面,乍一看,分不出好坏,高校再大幅扩招,也就有了“全国最名不副实的十所大学”的排行榜。一些大学的组合取得了适得其反的效果,杭州大学合并进浙江大学之后,双方都没有因此而受益,有教师说,因此而走掉的一大批极好的学者令他感到万分惋惜。况且,大学之间的合并也埋没了许多大学本身独有的文化和价值,事实上是和大学精神有悖的。想想看,本来各自独树一帜的几本杂志,硬要给他们来个“大合订”,能不畸形吗?
  也许谈到大学的精神,每个人都会想到一个教学改革的先驱人物——蔡元培,那个时代本就摇摇欲坠的北大,经由蔡元培一手改革,焕发出全新的光芒,当然,那个时候的大学,运行机制是完全操控在校长手里的,纵观现在“正规化”的大学,却并不比过去“人治”来得要好。对于当前中国大地上日益贫瘠的大学精神来说,蔡元培以及那个时候的北大已经一去不复返,他所提出的“教授治校,民主管理”让现在既存的被容纳进体制内的大学望尘莫及。因为大学的自治和民主若是被剥夺,其承载的独特文化和精神便不可能得到应有的传承,也就会失去各自独具的品格和办学宗旨。
  被容纳进政治权力体系内的大学,完全丧失了独立自治的能力。现在的大学意义更多的来说像是一个行政部门,教授和校长的身份无非就是一介官员,即便有渴望获得改革权力的个人,即便有再高的权威和学术上的造诣,倘若没有被体系所承认,没有被封个一官半职,权力便无从谈起,但即便是有权力而想改变现状的,也只能无奈被收纳进体系内,所以这是一个很矛盾的地方,个人的力量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更何况,校长的身份更多的具备了行政上的意义,为什么被任命?过程有没有公开化?这些我们都无从得知。陈寅恪定义的大学精神第一要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笔者难以想象在当下大学这一精神贫瘠的窑窟中,究竟能开放多少有思想的花朵,能够解放多少年轻人的思想禁锢,学校究竟能否承担起文化传承和思想启迪的作用?大学变得和高中教学无异,这无疑是一种悲哀。有网友开玩笑说:自从十二年前我高高兴兴背着书包上学堂,从此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呵,有人说大学是自由的天堂,有人说大学是思想的圣殿,但越来越多的荒诞“改革”告诉我们,大学正变得越来越不像大学,与二十世纪上叶北大的辉煌形象已不可同日而语。说白了,中国的小学到大学的一整个教育过程,就是一个完整洗脑、驯化的过程。大学精神,兴许已经由思想解放的翅膀堕落成了精神禁锢的裹脚布。
  后记:未来的大学应该怎么走?或许我们的时代已经没有了蔡元培,也很难产生梁漱溟“们”,但不能停留在无休止的仰望和追忆中而无视掉先辈们留给我们的启示,需要明白:大学的彻底改革,必定要以真正的自治作为前提,辅以精神文化的传承,彻底肃清与陈腐行政体系的关联,才可能会见到希望的曙光。